Why do Chinese people suffer from lack of love? – 中国人为何患上了爱的匮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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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下个结论,说当下国人缺乏爱的教育,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感受与体悟简单粗陋,不善于表达爱,我想反对的人并不多。分析其缘由,就众说纷纭了。原因肯定多样,但将之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显然失之偏颇。
中国人缺乏爱的教育,显然是这60多年的事。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分析过当年波兰的“新信仰”伦理原则:“凡是能为革命利益服务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一切,都是坏的。”这一原则,同样适合1949年后的中国,在那个年代的文化中,革命与阶级仇恨是人们行动的真理,文化作品塑造的也多是阶级仇恨,直到这种仇恨化做刺向阶级敌人的利器。它通过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国家的感恩,试图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伦理,这种伦理是以抹去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为代价的。
米沃什在书中说,告密在古今往来的任何文明中,都不曾被视为美德的行为,但在“新信仰”文明中,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告密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巅峰便是“文革”,那个年代到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发、亲人背叛,国人对爱情、亲情、友情的价值认知和感受,受到空前的伤害,完全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伦理观。1976年后,革命与仇恨之弦虽松弛下来,但对于爱的基本观念并未变,认为个人之爱比起对国家民族之爱来说,是渺小而不值得一提的,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大量对爱与伦理的价值观,被封存在民众的教育和认知之外,使得国人至今对本民族的爱的内涵与模式,仍然非常陌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各种情感的伦理认知,主要来源是儒家文化。说儒家文化是一门情感哲学,或爱的哲学,并不为过。它与西方以智性为主导的哲学完全不同,儒家的目标是由智性来完成性情,而不是由性情来完成智性。所以儒家修身,目的是为了修炼出自己的真性情,它反对人的寡情、绝情或无情。李泽厚也认为儒家“以情为本”,称“它所展望的只是普通平凡的人的身心健康、充分发展和由自己决定命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儒家对人生的思考,是以血缘和生命为中心的,亲情、友情、爱情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它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协调、管理人的情感,重情尚情,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礼记》认为,圣人的职责就是引导人的情感,所以它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中国乃农耕古国,《礼记》素性拿种田做比方,这样更易理解。它把人情视作圣王耕种的田地,礼是耕耘,义是种子,讲学是锄草,仁是储藏的仓库,乐使人心安定。可看出,儒家所言的“仁、义、礼、乐、学”这些理念,都是为了管理好人的情感。
“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论语》中“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爱人”,《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说文解字》对“仁”的解释是“亲也,从人从二”。可见,在“仁”诸种理念中,爱自己的亲人是首要的,也是修身之始。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意为不知道爱亲人者,也失去了为人的资格,所以《礼记》认为“立爱自亲始”。从孔子开始,就把爱与情感视为人性和人生的本源和基础,更将人的情感明确分为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这五伦关系,以此来构建各种社会情感。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对它的研究与论述也非常复杂,构成了一个庞大体系。儒家对爱的名目分得很细,如父对子之爱为“慈”,子对父之爱为“孝”。“父慈子孝”是“亲亲”的基本伦理,也被视为一种相互责任。《左传》说:“爱子,教之以义方”。“父慈”显然承担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孝”,在中国则上升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主要差别之一。《礼记》在论及子女对父母之爱时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对于现代亲情来说,对父母做到时时有愉色与婉容,也算是很重要的爱的表达吧?
孔子在《论语》中虽多次论及孝,但并无统一定义。过去古人认为孩子生下三年,才能离开父母怀抱,所以父母去世,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宰我对此有疑问,孔子对宰我虽然不快,但并没强制宰我非得按社会规范做,只是将孝道归结为“心安”二字。在孔子看来,孝道的重心还在个人,表现为人的真情与本性一种自然流露,这与现代社会对亲情之爱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对手足伦理和友情,儒家同样看重,“兄友弟恭”说的就是这种情感。《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话,是不可能爱他人或爱社会的,所以“孝弟”会被视为仁爱之本。“弟”的主要原则就是友爱,如孔子说的“兄弟怡怡”。兄弟伦理还可扩展为朋友之情,如子夏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当然,兄弟与朋友之情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朋友相交以义为原则,而兄弟间血缘之恩是关键,所以和睦相处尤为重要。
对夫妻之爱,儒家说的是“夫义妇顺”。《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之道,从夫妻之间开始,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能显明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了。可见在儒家的家庭伦理中,夫妇伦理也极为重要。儒家是把女性的柔顺作为美德的,但同时认为丈夫也需以义待之。唐朝之后,有一本专供女性读的《女论语》对儒家的女性观做了很多细化和阐释,它强调的是一种“相敬如宾、和乐琴瑟”的婚姻生活。它对婚姻的认知是:“前世缘分,今世婚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这种夫妻的恩爱和情感,并不与现代生活对爱情的认知有多大矛盾。
儒家虽强调“立爱自亲始”,但也期望这种爱能推己及人。“自亲始”,才是一种健康正常的爱,这样的爱才有独立性,不会与对他人或国家之爱混为一谈。但儒家同样期望人们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及他人。甚至不仅要推及他人,还要推及天下万物,所以孟子说君子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为:君子由亲爱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这里的物,就是指天生之万物。在孟子看来,“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天下万物只有一个本源。有了对天地的这种信仰和敬意,自然会爱物惜物。天地万物对人有养育的恩德,人会发自内心地对天地万物怀有感恩之心。
儒家认为,只有平等地看待人与物,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和”的前提就是万物首先要实现共存。因为物与人一样,也是禀承天命而存在的,虽呈现的形态不同,但都拥有各自的尊严,《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是这个意思。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是儒家情感观的一种超越。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就是一方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用今天眼光看,这种观念也是很现代。儒家把人格平等观,推而广之,扩展到了所有生命乃至一切事物。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爱物惜物,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所以传统国人对天地自然、万事万物有一种本能的尊重,极少把自然看作可供掠夺的资源。在生活中,持强凌弱或贵己贱物的人,也被看作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对于爱的原则,儒家同样有规范,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总有人说,儒家之爱不是自由独立之爱,但孔子说的这8个字,却被写进了现代社会的《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认为:“这应当成为所有生活领域——包括家庭与社群、各种族、各国家、各宗教的千古不易、绝无条件的准则。”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如果有一个字可终身行之,那就是“恕”了,他对恕的解释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称之为“恕道”。
仁是“爱人”,但“爱人”如何在行为中来体现呢?“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也”,也就是行仁的方式。“忠”为“中心”,即行事心要居于中正。所以“忠”确立的是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并用此态度去为他人谋事和做事;而“恕”则是以自己之心,来推及别人的心,是人处理与他人情感关系的一种基本原则,包含着体谅别人的不周之处。儒家的“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己”的限制和要求,并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在处理情感关系时,能有对自己的限制,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爱与情感沟通,才能真正体现出平等精神。我想,这也是忠恕之道最具现代意义的地方,它应成为我们今天对待亲情爱情友情的一个基本态度。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说的爱的情感,与今天主流社会灌输的对爱的观点,并不相同。儒家认为,人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别人的,人对自己父母的爱也会深于对他人父母之爱。在儒家看来,只有在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亲、由亲及人,进而实现一种由人及于天下万物的普遍仁爱。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情感及爱的这些哲学认知,与我们的教育与主流话语完全隔绝,这也是国人患上爱的匮乏症的原因之一。与那些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不同,中国人对于爱和情感的培养,自古以来就是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教堂。如果中国的教育体系,对爱与情感的教育完全缺失,中国人的爱的匮乏症也就难以被治愈。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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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21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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