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 memories and collective reflections –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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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 路和南京路,早已经成是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 的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 飞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 海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提醒,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 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 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错误。自先秦以来,这种乐器的演奏就为丧礼所专用。湖北民间自今还保留着“丧歌队”的传统,它 是“击缶而歌”的一种历史遗存,它只能出现于死亡的现场,而不在喜庆和生命狂欢的典礼上。在我看来,正是对历史的错误记忆制造了文化笑话——用“丧乐”谱 写开幕式的第一乐章。这个反面例证教导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无数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 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 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 主体。我们正在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 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 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 加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 确,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 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 事,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4万张历史照片,都 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的美妙素材。
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文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语境里,这个语词似乎只是一种文化隐喻,但足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本性。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每一种优秀的记忆,都能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 罗斯国家勋章。这场盛大的授勋仪式,无疑是普京个人的政治需要,却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正是索氏本人不顾生命危险, 保护了那些最黑暗的记忆,并因此推动了俄罗斯的政治反思和社会变革。
把记忆提升到“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扞卫并经营自己 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 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Source : aisixiang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julien@marcopoloprojec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