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麽那样容易生气?- Why do I get angry so easily? – Franc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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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机场坐出租车,司机一听到目的地,就开始嘟囔。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同样的情形遇到的太多了,虽然我一直不明白,从机场到我住的地方,也要花七十多元,显然对于司机来说,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明白司机排队的辛苦,也理解他们想多赚点钱的心情,所以一般他们对我说,如果机场管理人员问我他们去哪里,就说去望京,这样他们再回到机场,可以不需要重新排队。我不会拒绝,当然我也不想说谎,还好到现在为止,机场管理人员从来都没有问过坐在后排的我,于是我可以装做听不见。

 

 

大部分的司机,虽然心里不快,但也接受这样的现实,个别的会在那里批评我,为何不坐大巴,非要排队坐出租车。遇到这样的司机,我会告诉他:使用怎样的交通工具是我的权利。然后我们之间会陷入沉默,空气里面飘满了一种僵硬的气息,而司机会踩高油门,车身也会变得晃荡起来。当然,我不担心,毕竟司机再不开心,也不会把自己的车子和人命搭上去。

 

 

只是,我的心情显然受到影响。原本这个司机和我之间,只不过是一个购买服务,一个提供服务而已,如果各司其职,也就相安无事。

 

 

我一直觉得,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从来都是平等的关系,因为这样,生活相对更加简单。也因为这样,我特别看不惯那些在餐厅里面对服务员呼呼喝喝的顾客。

 

 

前两天坐飞机从深圳去北京,飞机刚起飞,安全带的标志还没有熄灭,机舱里面响起了一个巨大的声音:“服务员,服务员。”坐在我前面的一位男士,已经把座椅调节到躺下的位置,等到空姐走到面前,他很不高兴的让空姐把他脱下的鞋子收好。“给你们钱,你们不就是做这些事情的吗?”男士的声音,在灯光暗下的机舱里面,显得特别刺耳。

 

 

看着空姐在还在上升的机舱里面努力保持平衡,我有些失望。其实我好想大声告诉那位男士:安全标志还没有熄灭,他是不可以躺下的,空姐本身也是不能够走动的。当然,我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我觉得,这是空姐可以处理和应该处理的事情:告诉乘客这样的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对于这位乘客这样的要求,根本不需要理会。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商务舱,不少乘客带着一种优越感,而空姐被要求要把乘客当成上帝,于是,关系从一开始,就变得不平等了。所以,即便最后飞机降落,这位乘客的座位一直处于平躺的位置,而根据我出行的经验,这应该是违反航空安全规则的行为。我当然看不惯这位乘客的做派,但是我同样对态度和善的空姐也很失望,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不职业,因为纵容,或者怕麻烦,更无法获得尊重。

 

 

坐在机场的摆渡车上,车内正在播放广播剧,显然这是司机喜欢听的内容。以为只是深圳机场会是这样,到了北京,居然一模一样。听着那些拿腔作调的广播,我不知道别的乘客有怎样的感想,我只觉得一种煎熬。我没有出声,忍下来了,毕竟对我来说,也就是最多五分钟的车程。我也知道这样写,有些人会觉得我小题大作,甚至缺乏同情心,因为司机工作很枯燥,司机收入低,因此为何不能听听广播来舒缓一下呢?但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担心:听广播会不会影响工作的专注度?太多的事故,就是因为一点点的分心。

 

 

这样想的人很多,每次我在微博上提到类似的遭遇,会遭到很多的批评,认为我的抱怨太多了,认为我不了解中国内地,言下之意,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有情可原的。

 

 

因为做节目的关系,一个星期至少坐二次飞机来往内地不同城市,航班晚点,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倒是准点,变成了一种意外惊喜,好像自己赚到了。其实仔细想想,是自己麻木了,妥协了,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只是,如果大家都接受了,那航班误点的问题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因为既然乘客们都不在乎,那航空公司又何必为自己增加麻烦?

 

 

前些天在深圳机场坐出租车,四个年轻人插队,管理秩序的保安,喊了一声,看对方没有回应,也就不再理会。我看不下去了,大声的想叫停那些人,也尝试叫保安管,但是我的声音,在嘈杂的环境中,是那样的无力,就好像对着空气打出去的一拳,令人绝望,甚至有点滑稽。于是,当四个人坐的车经过我面前,隔着玻璃,我对他们伸出了中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样的动作,我不管他们懂不懂,我要让他们知道,也让周围看到的人知道,对于这样的情景,有人很生气。

 

 

不过,虽然我鄙视这些眼中只有自己的人,但是我对保安更加生气,因为他没有做好他应做的工作,我也很失望,当我叫喊的时候,排队等车的人们,就那样看着那四个人上车,无动于衷。嘿,各位,为何不生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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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julien.leyre

I'm a Frenchman living in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I've been learning Chinese since 2008. I travelled there on three occasions, and lived in Tianjin for two months in July-August 2011.I'm a writer, a language educator, and a community builder. I'm particularly fascinated by the way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and our use of language.I founded the Marco Polo Project in early 2011, trying to bring together my interest for languages and online writing, and Australia's unique position as an interface between Europe, Asia and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