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 – The Reform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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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5年5月，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我宣布停止招收硕士研 究生，引起了相当的反响。同年9月，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主持人闾丘露薇对我做了专访，话题涉及考试、教育、知识分子角色等。从去年起，北大法学院 硕士考试已经恢复到此前较为合理的模式，我也重新招收硕士生。现将这篇访谈稿修订若干文字，在这里再发表一下，也表达对闾丘露薇女士和栏目组朋友的感谢。 2012年4月23日

暂停招生引发反响

闾丘露薇（下称记者）：你看啊，今天真的很巧，刚刚开学，其实很想问你，因为刚刚开学，对你来说这一次的开学可能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会是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这样一个人了。听你说的，你今天开学回到学校，第一天，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贺卫方（下称贺）：我们开学搞了一个开学典礼，新生们一块儿，大家聚在一起，然后院长讲话，教师代表讲话，学生代表讲话。法学院要求我们的教师都要 参加这开学典礼，我们也都坐在前面两排，主持人介绍了一下每位老师，介绍到我的时候，好像来自学生的声音稍微多一点点，没有什么异常，其实我的同事们都比 较了解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愿意就一些个事务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的人，实际上不只是这一次了，上一次，“一塌糊涂”的事，我也曾经写过公开信，不少 人知道。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这样的文章不少同事不大写，他们觉得应该写那种非常长的文章，而不应该写那种报章文字。

记者：就指那种，就是专栏类的。

贺：专栏类的，杂文啊，时评啊，就是我一直比较爱写这些东西，写这类东西就经常会对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见解，甚至是所谓针砭时弊。所以同事们都觉得我做什么事都不意外了。

记者：但这是同事，我觉得同事之间的理解应该是可以预料之内的，因为毕竟有些人不理解的话也无所谓，大家是同事嘛。但是你要面对领导，你要面对这个学校它毕竟是一个机构，你毕竟要去面对一些比同事之间相互交流要更复杂一点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会有点……

贺：也许北大这个学校稍微特殊一点，这个学校太大，那么领导跟我的距离就显得特别遥远，比方说许智宏校长，从他做校长以来，我就没有跟他有过任何低于五米之内的接触。

记者：没有近距离接触。

贺：只是远远地看见过他，所以这些领导对于一个教师做的事情很少有个人化的了解。他们也许知道我这人是谁，但是他们也不大容易能够找得着我。另外一 个因素就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因为历史的影响，北大的整体校风还是比较开明吧。当然，这只是与中国其他的大学相比较而言的。所以包括院里边的那些人，院里边 的领导，所谓的领导吧，他们都还是理解，只是有时候院长会觉得我这个人是太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那种感觉，有点说是，哎呀，你最近……你看，你这样做给我 添了很多的麻烦，他心里边或许有一些抱怨，但是不会真的采取什么行政措施啊，或者让我难堪啊。没有，我的课该上还上。其实本来大学里便的人际关系就相当松 散，上完课，就各自回家了，平常各人忙各人的，所以一切还好。

记者：其实你看，多年前你曾经要离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人给你写过信，那些学生给你写过那个挽留信，我看了一下，真的是很感人的，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却很佩服他们，只有北大的学生，真的是不一样，写这样的用词，这么简练，但是感情都在里面。那么这次，因为你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了，有没有一些学 生，其实他可能在本科的时候，或者外面的学生，一早就跟你说，我要读你的研究生，然后现在这个门就给堵上了，他们有没有来跟你说？

贺：有，南京大学有一个，有一个男生，法学院大四，今年毕业，我去年到南大的时候，他给过我一篇文章，研究法国民法的历史，非常专业的文章，他自己 写得很好，我也觉得真的是特别可造之才，这次我宣布停招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觉得真的很伤心，觉得他本来的一个很大的希望，一个梦想，就是到北大，但 是因为我不招，他不想考了，就不考了。确实，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心里边也很歉疚，为这样的一个同学。

记者：这好像有一个两难的局面，我知道您写这封信，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希望大家正视目前面对的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抱 着很大的热诚，很大的理想，尤其那些学生，他希望好好地来学法律，好好地来做这一行，但是您的这个决定，可能就让他们以后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时候没有这个机 会，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贺：我想就是上一次我们招生的最后结果，让我有一点绝望感。报考这个专业的，本身想学我带的这个西方法律史专业方向的同学，只有一个最后过关了，其 他的都铩羽而归。最后有一些报考别的专业的同学转过来，但是他们本身对这个专业一点儿都没有积累，没有研究，可能也没有多大兴趣，过来以后，我们问他们一 些专业领域的问题，他们当然就是一问三不知。我的一种感觉是，好像越是热爱我们这种专业的人，可能越考不上。所以自己心里边似乎有一点——也许只是一种聊 以自慰的——想法，可能这个同学即使是报也考不上。现在的考试制度问题太严重，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这样地设计考试方式，所以宁愿暂时停止一段时间。这也是 一种制造压力吧，然后就与有关的部门、学校以及同行们来彻底反省一下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制度到底应该怎样设计，才更有助于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追 求那种能够发现真正热爱学术、热爱法学专业和法律史的人才的制度。你知道，法律史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是要喜欢的人，那简直有点儿像教徒一样地 那么虔诚甚至有些狂热地喜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教师最大的期盼和最美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或者说得到的并不是英才而是庸才的话，我就觉得 这个制度就有问题，所以就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制度本身的变革。

记者：你这是一个方法。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师，你的很多的同事或其他学校这些同行们，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触，但是大家就没有采取这个方法，可能有的人 是会像你以前一样，去大声疾呼，或者通过各个渠道，你有没有想过，当时在要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您觉得是不得不要用这个方法，大家才会去重视这个问题呢，还 是你觉得这是当时对你来说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了？

贺：那样的方法我在那之前做了很多努力，去跟有关的部门说，很诚恳地去说，希望他们能够对于问题的严重性有所了解。就是不久之前，我们开过座谈会， 我和同事们也据理以争。记得我第一个发言，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也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这样的座谈会本来就是来听取我们这些教师的意见的，对于这样众口一词 的意见，有关的部门即便不完全接受，也应该有所采纳。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最后的结果一点儿都没有改变，一点儿都没有变化，我说是连收效甚微都谈不上。

我在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北大所发生的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别的，也就是说在许多学校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甚至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缩 影。所以我想有必要，不仅仅要引起北京大学的有关人士的反思，而且要让整个社会都去反思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各个大学都应该正视我们面临的这样一种很特殊的 困难，所以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一发出来以后会受到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关注——我从来没有做一件事情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所以也会受到《名人面对面》的 关注，自己也变成“名人”了，一下子全国的媒体，包括许多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当地的报纸都登了，有些人还把剪报给我寄来。这说明，高等教育问题 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是大学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社会都会关注的问题。偏远山区的农民含辛茹苦地把自己的孩子养育大，送到大学去，他们当然会关注他们的孩 子将来到了城市，到了大学，会受到怎样的教育。所以我想这个体制是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我们这些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更是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出于这样的考 虑，我没有犹豫地把它发到网上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传媒中，网络我想最好的，它不需要经过苛刻的审查；发到网上去，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就会让更多的人去 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到这个本来就应该受到密切和广泛关注的领域。

记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目标你是达到了，就是说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的决定一宣布之后，这封信出来，真的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社会 各界的这些，大家的这个支持也好，或者说产生其他讨论也好，但是到最后你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影响那些做决定的决策者。但有没有想过，可能只 是大家讨论一阵子，然后过了一阵子，大家又把这个事情忘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经常是事情过得很快，大家一下子热点一过又忘了，然后这个事情，你所不满的 这个东西还是没有一点改变，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是怎么样？

贺：的确，传媒的发达往往反而降低了人们对一些问题持续关注的可能性。有许多事情是真的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过眼烟云，了无痕迹。但是我自己总考 虑我提出的可能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能够很快地过去的事情。发出公开信本身也许是一个新闻性的事件，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我们每年都会招生，每 年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熬过去，明年问题又出来了，只要不解决，它总是要周期性地或持续性地再现。再说就学者们来说，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自己这个专业的下一代，然后想方设法地把他们雕琢成才，这是他们的一个日常功课，每天的使命，既是一个最高的追求，也是我们的饭碗所系。所以我自己总觉得 这个事情可能会持续地受到关注，它的效果会比起其他的事件所引发的关注要更持久一些。但是现在刚刚开学，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的，比方说我的同 事们会怎样地反应，但是我了解到了，昨天我碰到许多同事，他们都觉得，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地把它再推动一步，而不是说嚷嚷几句事情就过去了，不应该是这样 的。

记者：那就是说像你的同事们他们表达这个意愿，大家觉得应该推动几步，这倒是蛮正面的一个信息，但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最后是你第一个站出来讲这个事情呢？

贺：可能……这个只是人的个性方面的差异吧。实际上，之前也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去想方设法地去推动这个制度的改变，他们做的 事情很多。有些人不见得很喜欢在媒体上发表看法。我这个人在过去这些年里和媒体交往比较多，所以所发表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媒体的一些关注。这 个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许多人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并不是麻木不仁的一些人，另外就是说好像出来说话的人，也需要有某种可能，让这个话语能够产 生最大程度的影响。

记者：那你觉得你目前的，你自己的个性，再加上目前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就是媒体对你的这个认可程度，是不是已经是让你可以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然后……

贺：其实，哎呀，我真的有一点点感到惭愧，其实过去这十多年间，当然我可以说是在中国法学界跟媒体交往最多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吧。除了在媒体上发表 一些观点之外，我也有机会到各个地方去作一些演讲，例如大学、法院、律师协会甚至军队等等。所以像《南方人物周刊》，他们做过一期专号，列举了中国50个 公共知识分子，把我算作是法学界的，他们评了四个法律界的人士，我是其中之一吧。可能自己经常愿意去就公共事务发表一点儿自己的看法。但是坦率地说，这样 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环节超越了我自己的驾驭能力，所以我还会去不断地去反思自己的立场，到底研究生的教育怎么去设 置，法律史的和其他专业的考试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然后法律专业跟其他专业的教育，又应当不应当有一些差异，我相信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很深入的研究。 我自己在呼吁研究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时候，其实特别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的自治。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它的决策到底更注重吸纳是教师们的观念，还 是关注学校之外的某些权力的指向或意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在提出研究生招生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提出来，但是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它们是密切 关联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大学自治乃是更重大的问题，它关乎中国大学的未来发展。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interview. Click below for the other three parts:

法学知识人的特殊使命 – The special role of legal knowledge

大学转型与大学传统的维系 –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in universities

独立与妥协 – Independence and compromise

Source : Bullo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