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erial’ Style – “帝国”的风格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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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晚, 我搬到了仰光河畔的Strand Hotel。吊扇、百叶窗、藤椅、朗姆酒,对于这些昔日英国殖民者钟爱的热带风格,我也充满热情。事实上,在东南亚、非洲旅行时,我常刻意寻找这些遗迹,它们总代表着换典雅、怀旧与舒适。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从上海到汉口,那些曾经代表“屈辱”的殖民痕迹,总散发着意外的魅力。

自1903年建立以来,Strand Hotel是仰光最著名的酒店,不仅毛姆在此住过,奥威尔也很可能在此喝过一杯。“帝国”不仅是舰炮、刺刀,也是审美、风格。它接下来的故事,悲伤又熟悉。在独立的缅甸试图“追求社会主义道路”时,它陷入管理不善、破败,然后索性关闭了。1990年代初,在经过1980年代末的镇压与动荡后,军政权的新掌权者在经济上作出了开放的姿态,Strand Hotel重新开张。如今,它焕然一新、繁忙不堪,要提前多日,才能订到房间。那个五官精致、声音柔软的前台男孩子告诉我,这酒店目前的主人姓“高”,一位华人的商人。

我花了一个下午,在仰光河旁的散步。除去Strand Hotel,这里还有成群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它们是银行、俱乐部、交易市场、领事馆、贸易公司,是巴洛克、新古典的风格……你几乎可以想象它曾经是多么繁华、拥挤、亢奋。聂鲁达曾在1927年到过此地,这位诗人出任了秘鲁驻仰光的领事,他称这个城市正处于它的巅峰时期,是一个“血、梦想与金子的城市”。但此刻,你看到的是沉默、肮脏、衰败,即使如此却有一种懔然的美与壮观。像是一个破败的上海外滩,甚至更壮观一些。我也想起了Nay Pont Latt两天前的期待,仰光要变成另一个新加坡。倘若从此遗迹看来,仰光实在代表着一股被压抑、令人叹为观止的能量。

在此开个书店怎样?倘若租下河边的那幢绿外墙的四层楼中一层或两层,把它改造成一个书店、咖啡的混合体,邀请缅甸作家、艺术家们在此谈论他们关心的一切,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驻足此地。我不仅可以观察这个国家的变化,或许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用不了几年,这里注定会大放异彩。这感觉象不象一个外来者在1980年代初来到上海,住在和平饭店,租下外滩的老楼,开一个中英文混杂的书店。它不是一家书店,是一个感受与激发时代变化的窗口。

19世纪,那些在在本土找不到舞台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在悉尼、新德里、香港、福州,找到了崭新的人生机会。他们既带有一个自认为“文明人”的身份优越感,又有参与新视野的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他们又把在这个广阔世界的经验,带回到本土,丰富了英国社会对自身的理解。是的,我们已充分了解“帝国”的残酷、屈辱一面,但谁也不能否认帝国的另一面:它是对技术、知识、制度的传播,它同时滋养热情讴歌者与尖锐批评者——吉普林与奥威尔不都是“帝国”最重要的子民吗?

中国正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吗?倘若世界与中国自己认定她正出于一个大国崛起的轨迹中——就像昨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与美国——她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意志”与“风格”强加给世界,甚至也无法回避它一直试图否认的“帝国”、“新殖民者”的概念。“帝国”的形态早已转变,它不再意味者主权控制、土地争夺,却仍与权力、金钱、影响力紧密相关。谁能逃脱历史之权力、虚荣心的诱惑?

十几年来,伴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正在涌现处一批新式的“中国人”,他们把在本土无法承载的能量与雄心,转移到陌生之地。与之前的几次的移民潮不同,他们背后的不是一个贫穷、脆弱、动荡的中国,而是一个迅速富强的中国,并被普遍认定是21世纪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缅甸也是观察这个变化的有趣视角。在昆明前往瑞丽的长途汽车上,一个河南人用骂骂咧咧的口气对我说,他将要去中非的一个他说不清名字的国家,因为他的公司拿到一个水电站的投标;在仰光的一家云南牛肉面店,一个来自西安、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则是中兴通讯驻缅甸的CFO,他带我在Inya lake旁打高尔夫,去当地最好的酒店喝啤酒,过着典型的上层社会生活;还有一位我北大的师兄,他是一家中国铜矿公司的发言人,正忙于在一场风波中捍卫自己公司的权益,他把全家都搬到仰光,雇佣了两个缅甸保姆……

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似乎每个人仍在课本上学习中国面对帝国殖民者的各种屈辱,本国却突然之间变成了新的“帝国”。在云南的讲武堂参观时,讲解员在声情并茂地讲述20世纪初的法国人将铁路修到昆明的“殖民野心”,但同时,21世纪的缅甸人正在抗议中国人在该国修建的水坝、石油管道、港口……

该怎样理解这种变化?又该怎样评估这变化对世界、对中国自身带来的影响?让我最感沮丧的是,我们似乎对这一壮观的进程,缺乏基本的知识兴趣。也因为缺乏知识兴趣,它使得中国的行为——不管是庞大的央企还是一个普通小贩——都变得盲目、难以持续。它更是难以转化成对自身理解的丰富化。所有的行为,都导向狭隘的、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制度、知识、文化上的支撑,狭隘经济行为,则注定短命的。仰光一位声誉卓著的华人商人告诉我,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是孤立的缅甸唯一的支持者,当缅甸再次开放时,中国却缺乏对应的商业布局。很多中国商人也难以理解,这个国家为何出现这么强烈的“反中”情绪。很有可能,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实践,就像是她的二线城市那些房地产项目一样,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喧嚣不已,吸引了各方的注意,然后又一夜之间,又陷入寂静无声。这些丑陋的房屋,既没有经济效应,又缺乏美学效果。

回到我那个小小的仰光书店的设想。成为一种新型expat固然是一种诱惑:你逃离了北京日复一日的熟识生活,还有令你不安的压抑气氛。你仔细观察一个迅速变化、引人兴奋的社会,或许还能写成一本小书,把这变革经验储存下来,它对一个未来的中国社会有所帮助。它兴许还能给我带来这样一种错觉,我在进入吉普林、约瑟夫·康拉德、伊夫林·沃的行列,他们在帝国的边缘地带,描述帝国的“黑暗之心”……至少,它为这个仍在不断扩充的外部中国,增加少许的新风格。



Source : FT中文网
image source: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644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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