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bating competitions we took part in – 那些年,我们一起打的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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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看重辩论带给你们好口才和忽悠人的能力,我觉得信息搜集和快速学习才是辩论最宝贵的礼物。

也许这篇东西很多年前就该写的,或者永远都不应该写。为什么选了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记得在国内读大一的时候,请了华政事是学社社长(大三的学姐)吃饭,讨教辩论队伍发展事宜。她提到一个现象,说是一些辩手在对自身能力有了一定提升并体会到场上的“巅峰感”后,就激流勇退了。当时觉得,这样的人真是不好,自己跑了,留下学弟学妹们怎么办?我这么想,跟自己当时的处境有关——那会儿学校华语辩论的烂摊子,基本没人愿意碰。

我在国内大学待了三个学期,第三个学期就做了辩论社副社,社长也是个同届同学。这样的情况,让我们走到哪里都很掉价:因为至少你得管人家学校的队长叫声“学长”。我走的时候,队伍交给了乐乐和YX,前者是我高中学妹,后者也在高中里做过最佳辩手。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到家了,因为以当时学校辩论队的培训机制,除非高中里有很好的基础,否则根本培养不出像样的辩手来。

去年二月我回国,跟着乐乐去看了一个什么红会组织的校际比赛,好像搞得还挺大。我们半决赛对阵同济,对方有位跟我同届的辩手(我俩还交手过一次,天知道他为啥还在打比赛……),算是个厉害角色,据说点名要我们上乐乐和YX。她俩比我小一届,当时大四,可就是死活不肯上。后来有学校非辩论队(但是关注辩论)的同学跟我说:这要怪你,主力辩手偏小、缺乏培训指导,加上过度“被使用”,造成身心疲惫而辩论寿命缩短。

这个说法让我隐隐愧疚了好一阵子。

让我把回忆再往前拉,拉回到高三那年,一纸保送通知让毫无追求的我立刻进入了休假状态。那是我高三下的时候,由高二小朋友组成的校辩论队杀进了上海高中三十二(还是十六?)校赛的决赛,校领导都来了劲儿。管那支队伍的老师找到我,要我去指导一下学弟学妹,甚至还暗示,我可以上场的——我们这届的其他辩手当然还都在忙着高考。

我考虑再三还是回绝了。我当然想上场,我们这届的辩论实力不俗,但是正好遇到赛事赞助调整,高一高二两年都没有遇上像样的市级比赛。但是,这不能成为我去替代一个学弟/学妹的理由,毕竟一路杀进决赛的是他们而不是我。而且,我的轮次已经结束了,那一年是该轮到他们了,我不能就这样忽然跑上去夺走他们的决赛机会。我那会儿都高三了,该想着大学里的事儿了,而不是高中里的一场辩论赛。

我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后来乐乐跟我说,当时他们高二的四个辩手听到风声,一致表示,如果这个学长要上,他们就集体罢赛。你看,我还是个很不错的学长对吧?

所以后来我就释然了。我在大学里也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辩手,如果说给学弟学妹立了个坏榜样,那也是不得以的。况且,乐乐大四的时候一边做着好几份工/实习,一边在积极准备申请学校;YX把人生、前途思考得透透彻彻后,选择了去实习、工作。她们现在一个在纽约做大学问,一个在上海赚大钱,多好?她们在辩论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然后带着队伍打出了一些成绩,所以是时候让出舞台了。她们自己也需要走上一个新的舞台,演一出更大的戏。

大学里带队伍的经历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比如站起来就能噼里啪啦说,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得练。再比如,想多了,就反而不能对什么事儿都噼里啪啦说上一堆了,但这也未必是坏事儿。

因为我是一个对在公众场合讲话毫不犯憷并且小时候很喜欢论辩的人,所以初中、高一被拽上去打辩论的时候,对于站在那里叽里呱啦乱说一通毫无障碍,一路最佳拿得欢,而我高中里的队友也基本上都属此列。这直接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觉得辩论的灵魂就是立论,就是去查资料、翻书,去充实知识然后做出一张严密的逻辑网,之后四个人带着统一的、缜密的立论上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后来我发现,站起来说话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所以不得不对自己的做法作出检讨。但是我依然相信,场下的这个讨论过程才是辩论让我受益最深的地方。记得大学里搞辩论的时候,一项赛事的每一场往往属于不同领域,如果有幸进决赛,那么一路下来可能会碰到各种怪问题。当时的女友问我,这样辩四年下去会不会变成杂家?我觉得她是说“什么都懂一点儿,什么都不精通”的杂家,呵呵。

再后来出国读书的时候,这段经历也帮到了我不少。为辩论而翻书、查资料,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阅读,跟为写课程论文而十本二十本扛书回寝室看的阅读很相似,跟上课布置的、会在讨论课上讨论的阅读也很相似。所以我后来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不是很看重辩论带给你们好口才和忽悠人的能力,我觉得信息搜集和快速学习才是辩论最宝贵的礼物。

现在,我觉得自己没有以前能说了,但这并不是坏事儿。有些时候,看多了想多了,是会口齿笨拙的。幸而,巧舌如簧、颠倒是非的本事我也不需要了,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竟然通过辩论完成了自己从嘴皮子向思考过度的过程。

说完场下说场上。辩论赛场上让我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你不必说服任何人,只需要说服评委。这东西看上去很功利,但它蕴含的道理是:这世上有很多人,就是不讲道理的,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说服的。比如,对方辩友的粉丝……

也许是我傻,但在很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讲道理的,只要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说,什么都能解决。这个想法是兔羊兔拿衣服。就算你身边的人都很聪明、理解力很强,但生活到处充满了利益。他们不讲理、不被你说服,可能只是装傻,就像对方辩友未必真的认为自己的辩题是对的。

反过来我又希望,至少我自己和我带出来的孩子们不是这样的。我希望辩论教会我们的是怎样更好地理解别人的论述,发现其中的逻辑、事实错误,并且学会部分或全部地接受缜密、中肯、基于事实的论述。我也希望辩论提升了我们present自己观点的能力,能够说理更清晰、更易于让人接受,不给阅读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但同时,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趋炎附势——因为辩论让你知道,没必要非让所有人都赞同你。

昨天上了一下荒废很久的校内,小残学妹转了酿酿哥哥的一篇东西,说是他们社会学输给了研究生队。原以为她就是看到mujun的名字才转给我的,后来发现她居然是研究生队的一辩,囧。据她介绍,复旦这个校内比赛很神棍,复旦附中居然都参加并且是劲旅之一,研究生队往年一般都很水。这是一个怎样贵气十足的学校啊!

她讲的另一个事儿让我很感兴趣,说社会学每个人都很强,输在散沙一盘,基本没有统一战线,劲儿没往一处使。这一直是我认为辩论比赛的大忌,在大学里遇到这样的学弟,下场来是毫不犹豫要痛骂一顿的。不过现在我觉得,这也是复旦的贵气所在,不用每个人牢牢抓着立论死守,而是全部放出去打游击,也是一件很锻炼人的事情。虽然很容易输。华政的风格在我读大学期间也越来越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更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辩论上的蓝血学校所特有的气质,是一种对胜负不须在意的洒脱。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团队很重要,这也是辩论在赛场上教会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作为队友,至少得让别人觉得放心把后背交给你。当年的比赛,无论输赢,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发挥多么好,我从来都很镇定;而让我沮丧甚至绝望的是,队友有可能会忽然跑出来拆台。高二班际赛决赛,遇到我方一辩强势拆台:所有讨论时说好不说的都跑出来了,所有该说的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明明可以用讨论过的东西对付的,他还能临场胡诌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我当时就全身瘫软了。他还抢得特兴奋,一个劲儿地站,我们其他三个人拉都拉不住。不过,胡诌的东西总有被人抓住漏洞轰成残渣的时候,这时候他老人家坐下看着我们,好像在说:我都说了这么久了,你们怎么动都不动一下?这位一辩大人后来成了全程最佳。赛后我特别无力,什么都不想说,沮丧了好几天。那场失败来自背后一刀。

这种陈年旧事我能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站起来挡了一下的人是我。我站起来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是我初中高中里十几场比赛中的最后一场,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辩论场上浑身瘫软、脑袋空白。后来我胡诌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从那以后,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个。感谢辩论,让我意识到,人生在世,必须要学会接受“猪一样的队友”的存在。而我,尽量努力不成为一个这样的队友。

好了,总结一下吧。辩论对我最大的训练是信息搜集和快速学习,此外还让我明白这个世界是“不讲理”的。辩论作为我某一阶段人生的重要一块,跟很多人的“重大”爱好一样,考验了我move on的能力,记住但不被困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里。最后是团队合作,努力做一个合格的队友,但不要为猪样队友的过错难为自己——接受他们的存在,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后,可以什么都不说,让它过去就是了,只是下次如果再跟这个人合作做任何事情,都得留个心眼儿。

这就算是我写给辩论的情书……和分手信吧。拖了这么多年,真是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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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