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两则 – Taiwan, in two parts – Espa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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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来哪里来,国语这么标准?” 唱片店老板是个中年男子,眼睛特别大,态度温和,问话的语气里半好奇、半客套。

我在找江惠的唱片,特别想听她唱的《望春风》,这情感粘稠的台语歌,为我理解台湾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夏日午后的基隆港破败、沉闷,我漫无目的地闲荡。我走过海滨情人大道,它的名字令街道更显得暗淡、油腻,商铺大多关了门,而招牌像是经年未经洗刷。在一个半山的国小的操场上,蒋介石黑漆漆的半身像孤独、落寞地矗立着。在海港那一边,是白色、高大的女神像,像是观音、又像是妈祖。

海港的另一侧更繁华些。我寻找那些老建筑,在一座“鬼屋”前徘徊,还和一个鱼店老板聊天。他说自己的爷爷就是死在门前的水沟里,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他说自己在大陆做了十年生意,钱越来越不好赚,又回来卖鱼,大陆人学得真快,他们这些“台干”竞争不过了。他还说,中国的强大真是不可阻挡,搞不好,连美国也比上。

面对这么一个中国,台湾人该怎么办?六十六年前,国民党军队正是在这里登陆。日本战败了,分割了五十年的台湾又回归了中国。台湾人兴高采烈涌到基隆港,他们却发现,来接收他们的中国军队是如此不堪。他们太邋遢了,与其说像军队,不如说更像苦力,他们推挤着下船,甚至连枪都没配,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他们迟疑着不敢面对。紧接着,他们被基隆的现代化设施震惊,呆呆地看着百货大楼的上上下下的电梯。这些士兵们不过是农村子弟,抓壮丁当了兵,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反而体验到更多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的好处。对于当时的台湾人来说,这真是震惊与失落的一刻。

如今,大陆人又来了。我到基隆时,台湾也刚刚对大陆开放自由行,大陆游客的新闻充斥在台湾的媒体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去夜市、做体检、买房产,花两千四百万买钻石,十人分吃一碗牛肉面,似乎多么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足以令台湾人感兴趣。

你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兴奋与焦虑。大陆不再贫穷,富有得令人生羡,意味着无穷的机会。从凤梨酥到民宿,从高铁到房地产,似乎都在期盼着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但同时,台湾人的目光里又流露着深深的不屑,大陆人富有却仍野蛮,带着暴发户的粗鄙,他们猎奇式地观看陆游客的一举一动,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减缓他们对于一个更强大中国的焦虑。

让我们回到唱片店吧。

“你猜呢?”我反问老板。

“从新加坡来吧?”,他半肯定的说。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答案。我原以为,他可以轻易地猜出我来自北京。只是误会,还是它蕴涵着别的东西。这是一种变相的恭维吗?他在强调,我更有礼貌,举止更得体,不像吵闹的、集体行动的大陆游客吗?这真是荒诞的一刻,曾经是中华帝国边缘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倒结成了某种同盟。它们或许越来越依赖与焦虑于中国的崛起,却通过认定自己更 “文明”,来获得某种优越感与认同感。而此刻的中国人,也的确给予他们这种优越感,中国富强了,但它内在的困境——文化、教育上彻底破产——都表现在出外的游客身上。

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从来并不分明,它也常常迅速转变。当台湾人猎奇式地打量大陆游客时,是否忘记了,三十年前,他们也曾吵吵闹闹地奔向巴黎、伦敦,而更往前二十年,普遍被认定高度教养的日本人,不也享有“日本游客”的可怜信誉吗?猎奇式地观察别人,经常会陷入褊狭的世界观,放弃了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而也丢失了理解自己的能力。

离开唱片行,我们钻进了夏朵咖啡馆,它突兀地出现在连片的衣服摊位中间。咖啡馆墙壁上的油画是打着领结的男人与晚礼服的女人,它要重现十九世纪的欧洲生活。在咖啡店里,你闻得到那股味道,必定在某个时刻(或许是二十年前),全城的时髦、试图标榜个性的年轻人都在这里消磨时光,他们要躲避日常的无聊,想要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世界的中心,而巴黎、罗马是他们渴望的“文明中心”,他们这些台湾青年人,生活在“文明的边缘”。

也在这咖啡店里,我向同行的台湾青年读起北岛、食指的诗歌,它们都写于六、七十年代,中国最为黑暗、压抑、野蛮的时刻。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被这些年长得多、经历也截然不同的大陆诗人深深打动了。北岛、食指对于自由、希望、独立、爱情的渴望,不也正是他们的渴望吗?

前往屏东的路上,我断断续续地读《原乡人》,作家钟理和的传记。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一张忧郁面孔的素描,出版于民国六十九年,印刷与装帧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朴素与抒情。

书是从台北小巷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书店里满是泛黄的纸页与霉味,老板娘却性感妩媚,嘴角挂着撩人的笑容,像是从费里尼童年记忆中的意大利小镇里走到泰顺街。

钟理和出生在日本占领期的台湾,一心要成为一名中国作家。他是个富裕家族的少爷,爱上的却是风俗禁止结婚的同姓恋人。他带着她逃离台湾,来到北风与白雪的东北,移居到故都北平。他做司机、开煤炭店,学习做一个父亲,最重要的是,他要掌握那些汉字,把它们排列在一起,表达出一个“白薯人”的感受,他苦闷、感到被遗弃,却总是不知如何表达。曾经,中国是他的“原乡”,代表着自由与归属,在这里,没人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的婚姻,他不用再受日本人的屈辱。但一切并非如此。

“白薯站在地球的一边!见证历史像游牧民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彷徨着。祖国——但一阵西伯利亚风吹来,什么都不见了,都没有了。”他在《白薯的悲哀》中写道。那是抗战胜利之时,狂喜迷漫在整个中国。他却发现,住在北平的台湾人是这喜悦的局外人。五十年前,形状像白薯的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人的侵略,激励着很多台湾人,正是这种反抗让祖国变得如此美好,它像是另一个乌托邦。如今,祖国的怀抱,却让他感到幻灭。在北平人眼中,台湾就如朝鲜,有着鲜明的日本色彩,或许它们不激起直接的仇恨,却也是轻蔑、排斥的对象。“然而我们能够说什么呢?祖国——它是那么伟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并且它也包括一切恶。”他这样感慨。

他又回到了故乡。在山脚下,他饱受贫困、病痛与失败的折磨,继续写作,死在了书桌前。在某种意义上,他仍是个局外人。在山间与乡村,没人分享他的文学理想、倾听他的苦闷,而在战后的台湾,随着大批大陆流亡文化人的涌来,他这样的台籍作家仍是局外人,他们的中文怎能与这些真正的“原乡人”相比。他能仰仗的唯有坚持,血液与泪水成为了墨水,生命本身则成了燃料。

我没读到他的代表作《笠山农场》,倘若不是这本偶然的小书,恐怕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熟悉的台湾文学是五四传统的延续,是蛰居在岛屿上的大陆人对于故土的乡愁。而至于钟理和,还有比他更富才华的赖和、吴浊流等人,却像是掉进了时代缝隙的一代人。他们的奋斗是那么的孤立无援,被吞噬进更宏大(或许也更空洞)的历史叙述中。这种挣扎不仅是政治上的——他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更是思想、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他们该怎样艰难地在日语、汉语、台语间转化。他们曾那么渴望说出一句标准的“北京话”,但“北京话”旋及又变成了外来压迫的新象征。

屏东的一个小村里,我听了一场原住民的演唱会。这是十多年来台湾的新潮流,每个群体都在宣称自己的独特性。威权政治结束后,所有被压抑的情感都爆发出来。“中国认同”也被视作国民党统治的象征,理应被抛弃。新的“台湾认同”正迅速的形成,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原乡”再不是中国大陆,而是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传统,是这排湾族、泰雅族,是几百年来“过唐山”的闽南人、客家人共同造就的土地与传统。

钟理和的身后命运则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距离他逝世超过五十年,他变成了台湾独立精神的某种象征。后来者略去了他对于中国的乡愁,而把他竖立为本乡本土的热爱者。

我去了他的家乡美浓,除去尝尝久负盛名的板条,我更想看看以他命名的文学博物馆。但这一天,博物馆闭馆,在一家餐厅里,我听到钟铁民刚刚去世的消息。七十岁的铁民,正是出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是钟理和投奔“原乡”后的第一个重要收获。逝世前,钟铁民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中学教书,业余写作,也饱受疾病困扰。但他们的方向又不同,父亲曾吃力地教授台湾学生北京话,儿子致力于恢复客家文化。

Source: Bulloger, 20 October 2011 - http://www.bullock.cn/blogs/xuzhiyuan/archives/15616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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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