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s just that we can’t see them – 只是我们见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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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门电视文化研究的课上,教授给我们放过一集美国的某reality show。Show的主角是Paris Hilton和她的绯闻名媛们,她们被指派去做“普通人”的工作。节目一开场,主持人分配某名媛去沃尔玛的仓库推车,名媛问,沃尔玛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很多像我一样这种对巨大家庭装牛排没有需求的小体积人类从来不去沃尔玛买东西,但不知道沃尔玛是什么?就像不知道H2O的意思是水。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0.01%的人类能够认真地问出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关心沃尔玛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自己餐桌上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不看美国的电视节目,他们最与民同乐的时刻也就是关心一下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们平时不记得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见不到他们,甚至有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我们抽象地知道这个世界的上空悬浮着一小撮富有的人,我们以为,自己和他们的区别在于,我们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得起的东西他们轻易就可以拥有。实际上,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比这大得多也小得多,用一句话表述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沃尔玛是什么。

前者只是财富的区别,而后者标记了阶级的分野。

在社会主义中国长大,翻开历史和政治课本,全是阶级阶级和阶级,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阶级(好吧原来这是敏感词)斗争”就是一场好人干掉坏人的RPG游戏,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机会知道阶级是什么。我和我的同龄人目之所及的社会,是一片含混的人群:有人穷一点,有人富一点,有人每天都有奶油冰棍吃,有人三四天才能吃上一个棒冰;但大人都看新闻联播,小孩都看动画城,住在一个地区的人都去同一个菜市场买东西,市里只有一间百货商店和邮政中心有空调,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那里乘凉。我在大院里长大,和小卖部阿姨的女儿和油漆工的儿子一起玩过家家,一起拿着缠着父母讨来的零用钱去买1块钱一盒的大大卷,或者5毛钱的棒冰。过年的时候驱车一个小时就到了乡下,和亲戚的小孩一起玩摔炮,或是拿在手里火星四溅的微型烟花。我偶尔嫌弃某亲戚的小孩脏,父母就罚我一个人被锁在屋子里看电视,电视上放的是我已经看了七八遍的西游记。过一会我就开始觉得无聊,嘟嘟囔囔地认了错,被放出来去找堂姐玩。堂姐拿着连环画书给我讲葫芦娃,带我坐着很多小县城里用来替代的士的电动车去找庙里的土道姑抽签算命,来来回回一折腾,我也被马路上飞扬的尘土弄得脏兮兮的,于是不再惦记自己的新衣服,自在地和其他乡下小孩一起去捉小龙虾。

我的童年当然不能代表同龄人的童年,北京上海人的90年代不一样,广东地区的90年代更加不一样。但我相信所有年龄差与我在正负3岁之内的人,都还会记得麦当劳和肯德基最开始遍地开花的时候,我们想去尝新鲜的心情,假如你从小生活在城市,你还会记得乡下人在肯德基前排长龙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好奇地盯着他们。也许那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他们”。在我慢慢长大的岁月里,我从不知道“他们”和“我们”的分界线,到以小孩子特有的残忍和无知嘲笑“他们”,到我渐渐忘记“他们”是什么样子。上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在某商场的麦当劳门口等人,忽然听到一个有浓重北方口音的男人大声叫嚷:“小姐你给我出来,这麦乐鸡怎么比画上画的小那么多?你坑我呢!”周围的人都盯着他偷偷地笑。我隔着玻璃门望着他,忽然想起自己八九岁的时候,曾经和表姐激烈争论过“肯德基”是什么。我坚持认为KFC是“肯德家的鸡”,事后被表姐取笑了好久。

是的,那时候我的英文水平大概就跟我现在的拉丁文水平一样。《铁达尼号》第一次作为美国大片席卷了全中国的时候,我缠着已经上高中的表姐教我唱<My Heart will Go On>。表姐拿只认得ABC的我没有办法,于是用汉字逐字逐句地给整首歌标上了音。我还记得开头是“爱未耐特硬买俊斯”。我和我的同龄人一起接受过“好好学英文,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教育,我们觉得托福考试高不可攀,我们学英文的榜样是俞敏洪和新东方,我们心里有一个神奇但永远到不了的地方叫“外国”。

假如真的像Wittgenstein说的,我们的语言是我们存在的边界,那么现在我和当年与我一起吃棒冰的伙伴真的已经不在一个世界里了。我和我的同龄人,我可以用这个主语来形容我和我的伙伴们从三岁到十岁一起经历的事情,但越往后,这个词就越来越slippery。我和我的一些同龄人离开了中国腹地的小城市,到传说中的外国生活,我们喜欢在一起讨论Wittgenstein或者Maison Martin Margiela for H&M。另一些同龄人,我在国外也能见到他们,他们住在账户里必须有固定存款10万美元才能承租的富人区,我和他们唯一的交集就是偶尔帮他们写论文赚外快,或是去Chinatown仅有的广式茶楼里喝茶。还有的同龄人,长大后我只有很少的机会再见,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长大的那个大院,他们的老房子和大院一起变得年久失修,他们可能头悬梁锥刺骨地上了大学,也可能直接去了南方打工。他们,最后变成了他们。我讨厌自己和我的朋友被他们揶揄为高帅富白富美,我知道试图和他们谈论为奖学金奋斗的艰难和visa到期的烦恼完全是鸡同鸭讲。交谈的时候我结结巴巴,害怕不小心暴露了我许多语言夹杂的说话习惯引起对方的嘲笑。上一次听到我小时候的好伙伴说,“哎,你在国外见过同性恋吗?听说国外很多变态啊”,我只能低头一个劲地搅拌手里1.5元一杯的绿豆冰——记得小时候,这样的一杯用绿豆粉和冰糖水做成的饮料要一块二毛钱,没想到,在物价翻了十几倍的之后,有些东西的价格居然没怎么变。

有段时间微博上很流行怀旧,题目是如果你认得下图中的xxx你就已经老了。图集中的许多东西我还是认得的:摔炮,跳跳糖,娃哈哈AD钙奶(广东地区的小孩请将之替换为益力多),步步高复读机,索尼CD机,小浣熊干脆面,瑞士糖。和朋友聊起来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还记得当时的友谊商场或者免税商场第一次有正版的日本高达和美国芭比上架的情形,还有家乐福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内地,大家怎么排着队抢Baguette。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很封闭,很少有机会上街,但我能毫不费力地理解那个年龄在那个时刻会有的兴奋和好奇。

但我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还能不能这样轻易地理解另一个同龄人的童年,我甚至不确定,现在七八岁的小孩子,还能不能理解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小朋友的童年。我父母的一对年轻些的朋友,刚刚把自己五六岁的孩子从澳洲接回国,小孩中文很差,常常因此发脾气,把ipad作为打人的武器扔来扔去。而他们家的钟点工会不好意思地向女主人讨要已经被小男孩摔裂了的快译通,想要送给自己也是只有六七岁的女儿。

对于刚上小学的小朋友来说,这一切在最开始都只是财富的区别,在他们眼里,ipad和快译通的区别,不会比我小时候所感受到的,奶油雪糕和棒冰的区别更大。但雪糕和棒冰的区别本身并没有改变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轨迹,而ipad和快译通的区别渐渐地会变成阶级的分野。玩ipad的小男孩回国来学两年中文,又会跟着妈妈回到国外去,他会在大人们关切地注视下,选择自己未来是想要成为律师还是从事金融。而他小时候见过几面的小女孩,会在20岁的时候嫁入因为拆迁补偿而分得了两套廉租房的某一户新晋城市人口,早早地开始供养弟弟妹妹。

我不知道这样的两条人生轨迹如何达成互相理解。在开头的scenario下,不会说中文的小男孩长大了之后完全有可能问,什么是淘宝?什么是春节联欢晚会?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父母把我托付给某朋友照顾。我一开始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位朋友是“很有钱的人”,喜欢带我去连门牌都没有一个私人会所吃饭。有一次他们叫我去家里的Party,说是欢迎他们在国外的儿子女儿回家。我按照对通常party的理解,把T换成Blouse就去了。我一进门就见到客厅里所有的家具都被搬走了,特意请来帮手的waiter端着酒穿行。主人家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们,并交代说,你们年轻人要多交流。我尴尬地站在穿着LBD的“同龄人”中间,没有高跟鞋,比人家矮了一个头不止。我们勉强谈了几句英国的冬天真是冷和在浅水湾开车就是容易晕之类的话题后,就完全无话可说了。过了一会,我默默地走开去找东西吃,然后端着盘子坐在了楼梯上,边吃边祈祷没有人注意到我。

那是我第一次具象地学会了“阶级”这个词。我不知道社会学家怎么定义“阶级”,对我来说,阶级的意思,就是那一刻完全无法交流的尴尬,就是走进某群人中手足无措的慌乱,还有你和另外一个人类对视的时候那种强烈的陌生感和疑问:我是谁?他是谁?我们的交集在哪里?

我坐在楼梯上狼狈地当唯一一个在cocktail party上吃鸡翅的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拿着妈妈订的时尚杂志问,是谁那么笨呐,要去买两万块钱一个的包,你看我的书包比这个包大多了。妈妈用哄小孩的语气打发我说,有人就是会买呀,只是我们见不到。

当我长大了,我果然再也见不到当年同班的,喜欢吹嘘父母买下了一座飞机场的同学,我也再没有见过跟着父母去北京卖猪肉的表亲家的小孩。我们见到的中国,慢慢变成了好几个我们见不到的中国。我们狭窄的视域,以及我们偶尔跳出自己的视域,遭遇他们和他们的时候带来的震惊和困惑,可以被写成我们这一代最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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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Douban

About julien.leyre

French-Australian writer, educator, sinophile. Any question? Contact [email protected]